這是一枚保存完好的古董腕錶，誕生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很可能是為慶賀龍年而特別定制的紀念款。它在我的收藏歷程中別具意義——1988年，我初涉時計收藏，偶然在新加坡一家即將結業的老字號鐘錶店中與它結緣。這枚時計據信源自瑞士專屬訂製，承載著對華夏龍年的美好祝願。相傳屬龍之人常賦異稟，可惜我晚生一年，屬蛇。兒時的我，便時常以「蛇扮龍」暗自鼓舞，寄託一份向上的期許。
年少時，我就讀華文小學，升入中學後轉至英文學校。因英語尚不流利，我在同學間顯得格格不入，甚至遭受排擠與輕視。那時，許多華校生因發音受譏，被英校生戲稱為 “Chinese helicopter”——原是 “Chinese educated” 的訛音，帶著嘲弄，也刻下了一道語言與身份之間的鴻溝。而華校生亦以「二毛子」回應，此俚語指稱那些接受英文教育、在文化認同上被視為「半中西化」的華人，隱含著對文化疏離的批評與身份上的對立。
在新馬一帶的歷史脈絡中，華校生常自視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，而英校生則被看作受西潮浸染的一群，兩者之間存有微妙的文化張力與認同矛盾。「二毛子」一詞，因而成為特定時代下身份焦慮與群體分野的縮影。
記得1980年，新加坡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，華文高等教育至此邁入轉折。對許多華校背景的學子而言，這無疑是文化情感上的重擊。然而，為銜接國際、拓展貿易，學習英語已成必須。不少華文教育出身的知識分子，甚至感到自己猶如「二等公民」。當時我只是中學生，卻也能體會華文大學畢業生所承受的時代重量。
即便到了九十年代初，女同學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及師範學院畢業後，被派往一所英華初級學院實習，校長仍明確表示不願聽見校內使用中文。一名滿懷教學熱忱的新進教師，面對這樣的「指導」，心中是何滋味？或許，這所學院更應名為「英英初級學院」吧？
在那些孤澀的年歲裡，每當《龍的傳人》旋律響起，胸中總湧動著難以名狀的溫熱與力量。我以曾為華校生而自豪，也在心底默然立誓：終有一日，我要讓英語成為自己從容發聲的語言。
經過一代人的努力，雙語政策在新加坡已逐漸步入軌道，「Chinese helicopter」之類的標籤也隨時間褪去。這或許是我們走向世界所付出的代價，慶幸的是，我與我的同代人一起走過了這段歷程。
如今隨著中國的蓬勃發展，華語的地位日益重要。我深感榮幸能成為一名自如的雙語者，像香港一樣，搭建起東西方之間的橋樑——不僅是語言的橋，更是文化與理解的橋。希望香港能夠重整雄風，繼續在世界舞台，扮演重要角色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