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對鋼筆的眷戀，始於父親的書桌。我父親是一位教師，童年時，常看他用一支從南洋大學用到成為老師的老派克筆，用筆名”攀谷”在稿紙上沙沙寫作，將業餘時間凝成一行行工整的鉛字，裝訂成冊——那是他的愛好，也是補貼家用的溫柔堅持。後來我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政治與歷史，曾夢想以筆為劍，從新航遊玩世界後走向外交舞台。命運卻轉了個彎，領我踏入商業世界。然而，對書寫的眷戀從未離開。
在原子筆便捷泛濫的年代，我依然堅持灌墨書寫。那不僅是為紙面相遇的穩重觸感，更是對一種循環美學的忠誠——墨水盡時可再滿，一如時光可回味，不可回溯。從日常書寫到悉心收藏，鋼筆於我，漸漸從工具演變成時光的載體。記得剛畢業時，筆尖劃過紙面，彷彿也勾勒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。
在交通尚且漫長的舊日1900年左右，對於奔波在途的商務旅人而言，最隱密的焦慮之一，莫過於墨水將盡。於是，一些充滿巧思的公司，便構想出了「巨型鋼筆」的解決方案。其中，派克巨型鋼筆（Parker Giant）就是傳奇之作，以龐然之軀，承載漫長旅程的信任。派克巨型鋼筆（Parker Giant），正是這般時代焦慮下的浪漫解答。
傳奇的起點，往往始於一種不甘。George S Parker 喬治·S·派克，這位曾教電報、賣鋼筆的先生，受夠了筆具的不可靠。1888年，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簡斯維爾，他決定親手創造「更值得信賴的書寫」。他重新構思筆舌，以細密的毛細槽道導引墨流，從此墨水不再橫流，而是順從地奔赴筆尖。1889年，首項專利落定；1892年，派克筆公司正式啟程。
隨後，「無接縫」筆身(Jointless)與那經典的「幸運曲線」(Lucky Curve) 筆舌系統相繼面世，徹底馴服了漏墨與斷墨的宿疾。對精確與完美的執念，推動派克躍升為行業先驅。至1908年，其簡斯維爾工廠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鋼筆製造廠。派克的歷史告訴世人：最持久的品牌，往往誕生於對日常缺憾的溫柔矯正。
然而時代從不為誰停留。便捷的原子筆迅速普及，鋼筆作為日常工具的光芒，漸次隱入歷史簾後。儘管九〇年代末，萬寶龍(Montblanc)、維斯康提(Visconti)、奧瑪斯(Omas)等以奢華限量之名，掀起一陣懷舊漪瀾，但潮水終究退去。如今的鋼筆，更多靜臥於禮盒內，或偶爾出席重要簽署——它成了一枚優雅的身份註腳，一段靜默的贈禮。
這番變遷，總令我想起香港。她也走過相似的路：七八十年代製造業鼎盛，而後工廠北移，她輕巧轉身，在金融、地產與旅遊之間，重塑天際線的鋒芒。畢業時，我便嚮往於此；從越南工作到柬埔寨，再從台灣到香江，輾轉多年終於落腳於此。駐足二十餘載，親見她的每一次轉身與奮起。
這些年，風雨從未止息——從SARS的陰霾、金融海嘯的動盪，到社會事件的波瀾，再到新冠疫情的衝擊，這座城在時代的浪濤中起伏。然而，正如鋼筆從未真正被遺忘，在數位洪流中仍保有其書寫的溫度，香港骨子裡那適應與創造的基因，始終在每一次挑戰後重新顯現。她是柔韌的，如筆尖輕觸紙面，既能順勢而為，又能留下深刻印記。
我相信，這樣的城市，必將在未來再次找到自己的光譜，以獨特的方式，照亮世界的某個角落——或許不再是最奪目的那道鋒芒，卻會是持久而溫暖的存在，如一支好的鋼筆，靜默中自有力量。
回望來路，正如昔日的推銷員倚賴一支不會枯竭的筆，派克巨型鋼筆於是誕生。它悄然揭示：真正的解決之道，從不止於解決問題，而在於將困難昇華為價值。
如今，存世寥寥的派克巨型鋼筆，已躍升為收藏家珍匣中的逸品。它龐大的軀體裡，盛放的不只是墨水，更是一整個敢於「為不便賦形」的時代膽魄。若你偶遇，不妨凝神細觀——它所銘刻的，遠非書寫而已，更是一則關於人類巧思與持久心的隱喻。
而我自己，雖未成為外交官，卻終在商業世界的縫隙裡，尋得一處可安心書寫的位置。父親那支老派克筆靜靜躺在抽屜深處，彷彿在說：筆尖之下，自有山河；墨跡所至，皆是傳承。
